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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肿瘤高发现场及肿瘤登记工作学术研讨会召开

在院所50周年华诞之际,为总结和交流我国肿瘤高发现场防治及肿瘤登记工作经验,进一步做好癌症信息收集和现场防治,推动我国癌症的预防与控制工作,院所举办了“全国肿瘤高发现场及肿瘤登记工作学术研讨会”。该会议做为50周年院庆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示了50年来院所在我国癌症高发现场的辉煌成绩。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孔灵芝副局长、慢病处雷正龙处长、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国际肿瘤登记协会会长Peter Boyle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赵平院所长、王明荣副院所长、中国癌症基金会董志伟理事长应邀出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前主任李连弟教授、鲁凤珠教授以及王国清、罗贤懋、陈瑞娣、乔友林等多年从事现场防治工作的专家。我院流行病室全体同志以及来自17个省(市、区、县)的肿瘤防办、肿瘤登记处、肿瘤高发现场等单位的80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由全国肿瘤防办、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同志主持。院所长赵平同志致开幕词。赵平院所长首先以院所在河南林县现场的工作为例,充分肯定了院所以及来自基层的肿瘤防治工作者多年来在癌症高发现场辛勤工作,并动情地讲到许多老专家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肿瘤防治事业。随后指出癌症的早诊早治工作还需进一步深入和加强,希望与会同志共同努力,讲求奉献,继续做好癌症高发现场的防治工作。
Peter Boyle教授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国上世纪70年代的死因调查工作,同时指出我国的肿瘤登记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并承诺IARC将从技术、质量、人员培养等方面对我国的肿瘤登记以及肿瘤流行学研究给与大力支持。他相信,通过双方的合作,可以达到双赢的良好结局。
卫生部疾控局孔灵芝副局长指出:肿瘤高发现场及肿瘤登记是肿瘤防治工作的根基,我国肿瘤高发现场40多年来在癌症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产生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科研成果,在肿瘤防治方面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上世纪70年代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八亿五千万)的死因回顾调查,90年代初及2006年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1/10 人口的死因回顾调查。其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全国肿瘤发病死亡状况,更好的制定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更好地开展肿瘤防治研究。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高发现场的癌症防治工作也存在着责任不到位,政府不投入等问题。肿瘤登记工作虽有了改进和提高,上报数据也由5年改变为一年,但也存在着以下问题:①数量不足,1/3省还是空白,登记人口不足6%;②分布不均,资料很难有代表性;③经费缺乏,难以全面开展工作;④完整性差。最后,孔局长强调,癌症防治任务是严峻的。防病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今年确定了医疗卫生工作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强化政府责任,加大基层投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癌症早诊早治研究,今后还将加大投入。这些工作的开展既离不开高发现场,也对高发现场的癌症防治工作给与强有力的支持,以利于可持续发展。今年中央还将加大力度,重点向农村倾斜。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发展规划中也强调了癌症防治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政府主导,肿瘤先行,希望在座的专家大力支持,继续深入开展高发现场癌症防治工作。
会议分别邀请来自癌症高发现场和肿瘤登记点的6位专家就肿瘤现场防治及肿瘤登记工作模式做了发言,发言主题分别为1、从林县现场防治历史看我国现阶段食管癌防治模式;2、磁县肿瘤防治工作回顾及食管癌早诊早治普查中心建设情况;3、启东现场的癌症登记工作及肝癌综合防治效果;4、山西省襄垣县宫颈癌防治现场工作介绍;5、从上海肿瘤登记沿革看中国城市肿瘤登记模式;6、从嘉善肿瘤登记看我国农村肿瘤登记工作的开展。来自现场的六位代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回顾了40年来我国高发现场的肿瘤登记、早诊早治以及人群防治等方面的工作,也展望了高发现场未来的前景。
最后,王明荣副院所长做了总结发言。他充分肯定了卫生部疾控局多年来对于院所以及癌症高发现场工作的支持,他强调高发现场癌症的防治是我国癌症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癌症防治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也应该看到,高发现场的癌症防治工作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面临诸多困境。如何继续做好癌症高发现场的防治工作,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他进一步强调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在目前良好政策背景下,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我国高发现场的癌症防治工作将越做越好,必将造福群众!
会议在热烈、愉快的氛围中结束。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召开,不仅系统回顾了院所癌症高发现场40多年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再一次彰显了院所“临床、科研、现场防治”相结合的癌症防治特色,相信在这一特色的指导下,我们必将会立足中国实际,开创出一条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癌症防治之路。(肿瘤防办 皇甫小梅 陈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