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与恶性肿瘤斗争的历史上，MDT诊疗模式的建立是一个里程碑。从此，全世界各科室肿瘤医生结束了与这个恶魔单打独斗的历史，开启了联合降魔的新时代。

精诚：医道乃至精至微之事

　　“MDT就是医院多学科的骨干医生在固定时间、地点，对个体病例进行讨论，为患者设计最佳诊疗方案，并定期进行反馈评估，从而使患者获得最佳疗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消化道肿瘤MDT创立者蔡建强说。

　　今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对MDT协作组提出具体要求：以病人为中心，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将多学科专业技术人员纳入多学科诊疗团队。蔡建强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到工作群，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毕新宇很快回复了3个大拇指，“我们坚持这么多年的MDT，终于有了国家层面的支持。”

　　“我院消化道肿瘤MDT协作组正式成立于2007年，至今走过了10载春秋，为数以千计的患者制定并实施了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在此基础上起草了结直肠癌肝转移诊治共识，受到业内同道和患者的广泛好评。”在消化道肿瘤MDT协作组2017年终总结会上，蔡建强的发言及团队各学科带头人的工作汇报，让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同道由衷赞叹：“蔡院长率领的MDT团队，不愧是肿瘤治疗领域顶尖的‘国家队’。”

　　伫立在北京潘家园南里的肿瘤医院，经历一个甲子的风雨洗礼，静默无言。

　　医院的门24小时向每一个人敞开，但紧闭的手术室大门、晦涩的医学专业名词、各种“闲人免进”的牌子，又是横在人们和医院之间的一道“墙”。10年来，团队试图将人们心中的这道“墙”推倒。

　　医道乃至精至微之事。在一台外科手术中，医生的每一步操作都事关手术成败。在平日的手术训练中，数以万计的操作化为习惯动作和肌肉记忆：打开腹腔、分离腹内器官、暴露肿瘤、分离肿瘤与脏器……闭上眼睛，他们都知道到了哪一步。

　　他叫刘平，在60岁生日那天，收到了蔡建强团队的祝贺信息。他的生日确实值得庆祝。复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很难想象，10年前，他的生命险些因为结肠癌而中止。

　　不是所有患者都有他那么幸运。判断失误、治疗不规范，一场疾病就有可能给生命画上终止符号。在团队的综合治疗下，刘平的未来则展现着另一种可能。10年间，医生们参与了刘平从治疗到康复的全过程，同样，他也见证了MDT团队的成长——

　　2005年，肿瘤医院还未组建真正的MDT，医生往往以会诊方式讨论病例。罹患结肠癌的刘平，在经多学科会诊确定没有其他部位转移后，由外科先行手术。

　　手术很顺利，但术后第7天病人仍未排气排便。会诊后，外科马上做了造瘘手术。术中，几段肠管牢牢黏在一起，元凶竟是术中手套上的滑石粉。极少数病人对此过敏，刘平不幸是其中之一。8小时的造瘘手术依然没有让肠梗阻缓解。“当时这样的病例很罕见，而且死亡率很高。”蔡建强说。

　　几位医生轮流守在刘平身边，灌肠、中药贴剂、穴位按摩……病房里一片寂静，每夜伴随大家的是窗外不眠的路灯与屋内心电监护仪的声音。

　　随后的放化疗取得了预期效果。之后，外科又领衔进行了两次手术，经过多科协作，刘平终于从死亡线上逃脱出来。

　　通过这样一个复杂病例的治疗经过，团队骨干力量认为，多学科诊疗模式对肿瘤患者的个体化治疗非常重要。于是，他们开始着力组建MDT协作组，10年间，逐渐形成了一支由数十位多学科骨干协同作战的医疗团队。目前，团队成员拥有15个国家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称号、20余个副主任委员称号。

　　MDT让长期居于幕后的诊断科、病理科医生走到前台，诊断科主任医师蒋力明感慨：“我们读片医生不拿听诊器，不直接接触病人，被人称为医生有些不自在。加入MDT后，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医生了。在与临床医生交流互动中，我们的价值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博采：戮力同心方能触手生春

　　肿瘤医生和患者往往面临同样的艰难抉择。有两条甚至更多的方案摆在首诊病人面前，但没有一条方案存在回头路可走，一旦走错也许就是深渊。在治疗上“第一个扣子就扣错了”，是这支团队最不忍见的情况。

　　一次，蔡建强在门诊接待了一位从外地过来的病人，据说是让当地的“第一把刀”做的手术。但他发现，病人问题本来不大，需进一步检查来确认病情，但由于贸然手术，导致肿瘤扩散。

　　“现在，每个医生都像钉子一样，在各自的领域扎得深，但是面很窄，所以需要大家聚在一起，这样既有深度又有广度。”MDT发起人之一、肿瘤医院原内科主任王金万说。

　　10年前，一纸体检报告打破了胡老师平静的生活，她被诊断为直肠癌，几年间两次出现肝转移，总共住院21次，经历三次手术。

　　结直肠癌肝转移比例高，这也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患者和家属往往容易失去信心。为了让更多患者得到治疗机会，团队向医院申请增设结直肠癌肝转移专病门诊。

　　胡老师幸运地成为MDT查房的受益者。她很快接受了肝脏转移瘤切除手术，随后团队加大了对她的随访密度。放疗科主任医师金晶说，肿瘤标记物升高会提示肿瘤复发的可能。根据不同情况，门诊会给胡老师开B超、CT或者核磁检查，确保检出病变的可能性。

　　治疗前，诊断科通过读片判断转移瘤的部位、数目、大小，为团队专家治疗提供建议。经过系统治疗后，治疗效果也需要通过诊断科的读片结果来进行判断。影像诊断科主任医师蒋力明说。

　　病理科主任医师应建明说，病理诊断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通过切片可以准确判断肿瘤性质，为后续治疗提供指南。

　　内科主任医师周爱萍指出，肝脏转移瘤如果过多或过大，可以用内科手段来减少或缩小，以达到外科手术的要求。“胡老师的转移瘤是单发的，而且不是太大，所以她比较幸运，能直接通过手术切除。”外科主任医师毕新宇说。

　　10年来，经过团队的个体化治疗，胡老师如今已恢复正常生活，她的经历也给无数患者带来信心。“我和团队的医生建立了深厚情谊。”如今已过七旬的胡老师说，“之前我跑了很多医院，找了很多专家咨询。他们的意见差别很大。没想到，蔡院长他们是几十人一起讨论我的病，他们不仅对我有再生之恩，还是我心灵上的老师。”

　　不久前，一位直肠癌患者术后肺内出现单发结节，肿物在支气管腔生长。这种生长方式的转移癌并不常见，在MDT讨论时，内科和影像科专家认为，应该按原发癌来处理。病理科石素胜教授则认为，有必要做穿刺来进一步明确病变性质。结果，穿刺的免疫组化的检验结果提示，这是转移癌。

　　周爱萍记得，团队接诊过一位胃小网膜肿物患者，外院诊断是神经内分泌癌，而他们发现这是高增殖活性的神经内分泌瘤，“这两种肿瘤确实在形态上存在交叉，但治疗方案存在很大差别。”后续治疗证实了团队的判断。

　　“这样的结论来自哪里?”“国际最新文献显示，这样的治疗会大大提高患者生存期。”“样本量是多少?病情是否和讨论中的病人一样?是否要考虑个体差异和肿瘤生物学行为?”这样的对话，在每次讨论中几乎都会发生。他们的讨论不仅吸引许多本院医生自发参加，不少外院医生也习惯了每周四下午去肿瘤医院旁听消化道肿瘤MDT讨论。

　　在MDT上报告病例的多是研究生。博士生茅锐说：“汇报病例不仅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也让自己养成很多好习惯。”老师经常会就一些细节追问，比如是否做了基因检测，详细的病史，家庭状况等。有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地方，其实与治疗密切相关，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们更严谨了。

　　为了推广规范的MDT诊疗模式，他们线上线下都很忙。几年间，团队的专家奔赴全国各地，帮助地方医院建立高水平MDT协作组。不久前，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杨林带领学生去地方医院，“他们讨论自己的病例，然后由我们团队医生点评。”一些医院在MDT上欠规范，时间、人员不固定，综合查房目的不明确，“但通过我们的点评，他们知道了规范的方式。”

厚德：医者须发大慈恻隐之心

　　突如其来的疾病或许无法阻挡，但如果有人选择让自己的生命之花以特殊的方式继续绽放，他就受得起敬意与赞美。

　　2010年11月，北京初冬小雪翩翩。北京音乐厅，镁光灯频闪，年逾八旬的歌唱家款款走上舞台。光影变幻的艺苑名家多如流星。然而，眼前这位长者却能历久弥新。

　　困扰歌唱家的问题出现在13年前。

　　他因肝脏不明肿物前往医院就诊。辗转多家医院，结论均是“肝脏肿物，恶性可能性大。”“可能”两个字，让老人和同是音乐家的老伴犹豫不决。

　　恶性肿瘤当然要做手术。但如果不是恶性呢?年逾古稀，肝上切一刀，不光肝功能恢复是个问题，心肺能否承受都是问题。不但两位老人犹豫，连做医生的儿子都不敢替父亲下决定，在反复犹豫过程中，肿瘤依然在缓慢生长。

　　惴惴不安的老人来到肿瘤医院，在普通门诊找到了他们眼中的中青年业务骨干蔡建强。

　　治疗组讨论后明确建议他做手术，原因有二：虽然不具备典型的肝癌动态强化特征，但持续增大以及轻度强化足以表明肿瘤具备恶性行为;即便是良性肿瘤，持续增大的情况下也有必要进行手术。

　　老两口悬着的心放下了，“我们看了几家医院，对需要手术没有疑问，但只有他们勇于担当。” 手术的决心下了，心理的阴影克服了，但治疗的难度依然摆在面前。

　　这位歌唱家主攻中低音，早年曾在匈牙利世界青年联欢会上为国争冠载誉而归，在艺术道路上成绩斐然。像多数美声歌唱家一样，他的腰围远超常人——一米五的腰围，15cm的肝脏肿瘤，让人们为他捏了把汗。

　　呼吸功能准备，心脏功能准备，麻醉科准备，ICU准备，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都作了备案。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3个小时，不到100毫升的出血量，一场恶仗被干净利落地拿下了。病理结果显示，高分化肝细胞癌。

　　出院前夕，难以抑制兴奋的歌唱家在裹着腹带的情况下，背着治疗组偷偷“运气”，给病友唱起了低音版生日快乐歌。治疗组医生知道后并没有责怪他，因为对于歌唱家来说，艺术是第二生命，在生命得以延续之后，是否还能重新走上艺术舞台成了他最大的心病。蔡建强给歌唱家吃了定心丸：手术切口愈合良好，一个月后开始恢复简单的声乐训练，一年内重返舞台。

　　5年后，音乐会台下坐着最重要的观众就是当年团队的医生，他们被作为特邀观众请到了现场。连唱三首拿手曲目后，与治疗相关的五味杂陈的往事在歌唱家眼前铺陈开来。

　　“感谢蔡建强先生的医生团队，是你们让我有机会今天站在这里，这场音乐会是献给你们的。”

　　歌唱家手捧花束，深深地向台下鞠躬，掌声响起，歌唱家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泪水……

　　“这样的手术病人会获益吗，生存质量会提高吗?”蔡建强在一次MDT讨论上发问，“大家一起论证一个病例，互相提醒，就会少犯错误，少留遗憾。在MDT指导下，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一定会严格把握好手术的适应症，知道什么情况拿起手术刀，更应该知道什么情况放下手术刀。医生不是佛与仙，但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为医须有大慈恻隐之心。”

　　2015年，19岁的小健和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美好的大学时光。然而，青春的美好戛然而止，他患上由母系传播的乙肝病毒导致的肝癌，而且病情已到晚期，右肝的巨大肿物足有13厘米。

　　当小健的病例出现在MDT上讨论时，会议室内外的人，从他身上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屋外的亲人看到的是过往，是孩子叫出的第一声爸妈，他掉的第一颗乳牙……是美好的回忆，是因为当下的痛苦，而倍增怜爱。

　　MDT团队看到的是他可能面对的未来——即使手术顺利，病人也会因可能的肿瘤复发转移到多脏器而生机渺茫。

　　讨论后，团队医生决定先为小健实施右半肝切除术。

　　手术进行了4个多小时，术后，大家松了一口气。毕新宇教授认为：“虽然有转移风险，但完整切除了肿瘤，同时清扫了区域淋巴结，这样，加上预防转移复发的治疗手段，相信他会有较长时间的生存。”

　　然而，就在小健术后3个月，他的母亲也被查出患有肝癌，面对术后巨大的后续治疗费用缺口，小健一家陷入了经济深渊。“尽管治疗组减免了他们的一些费用，但对于治疗的高昂费用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MDT全体成员伸出关爱之手，发出为年轻的生命募捐的倡议，不到一周，共募捐到7万多元。”

　　最后一次复查，小健给团队医生带来一张自己在校园拍的照片，他相信，只有当自己换上白色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重新回到校园时，才会彰显出青春本来的朝气。“那时候他已经肺转移，也许知道时间不长了。我们付出感情最多的，往往是年轻人，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活得更长。”团队医生说。

　　与病人一起度过艰难时刻，甚至最后时刻，医生难免动情。医生和病人、家属是绑在一起的共同体，每个人都以最大努力延续患者生命。每个因病而走的病人是社会的损失，是家庭的灾难，对团队医生来说，则是他们最大的遗憾。

　　事后，在MDT讨论病人诊治经过时，团队成员一边梳理其中的经验和不足，一边不断发问：在某个阶段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另外一种治疗手段是否能让患者活得更久、活得更好?

　　诗人约翰·多恩说：“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团队医生不会让任何患者白白逝去，他们从中积累了宝贵的治疗经验，为更多病人的长期生存打下了基础。这也是团队一直以来不收取MDT诊疗费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不愿看到任何患者因为经济原因而失去治疗机会。他们认为，每个病人都是他们必须读取的具有生命价值的一本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悟出了关于生命的大道。

　　内科副主任医师张雯记得，每次MDT团队讨论治疗方案，团队里的前辈总会问这样的问题：病人本身能否接受?如果出现不能耐受的情况，替代方案是怎样的?能让患者获益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了，但什么时候设备都不能代替医生与病人面对面的交流。病人说话是不是紧张发颤?病人的额头是否渗出微小细汗?术后引流管流出的液体是否清澈?只看监控仪的“离床”医生是危险的。现代化的医疗仪器可能成为医生与病人间的障碍，临床实践便成了临电脑实践，患者的心理需求、思想需求被漠视，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医患纠纷。

　　团队聚会中的蔡建强是蔼然师长，对每个人体贴入微;手术中的蔡建强是凌厉师者，一个结打得不好，电刀用得不对，他马上指出，不留情面;他关怀病人，遇有家族性林奇综合征病人，他会不厌其烦嘱咐他和家人都要来医院体检。

　　每当团队里青年医生情绪低落、出现懈怠时，老一辈医生都会引导他们辩证看待问题，坚守医道，锤炼医德。

　　在场的青年医生无不颔首默然，仔细体味从医的变与不变。

发表媒体：北京日报